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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观古代东西方妇女的法律权利与地位

  发布时间:2010-05-27 08:35:38


在古代,东西方法律对妇女有着共同的歧视。但在这共性下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妇女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其在社会上的地位要相对高于东方妇女。

  东方的道德及法律对妇女的束缚异常地严密,法律极少有保护妇女的内容,而对妇女的惩罚却出奇的残酷和不公。《汉漠拉比法典》明文规定,自由民可因债务将其妻子或子女出卖为奴。在印度《摩奴法典》里,更是充斥着对妇女的歧视与贬辱。该法典认为,诱使男子堕落是妇女的天性,妇女不但可使愚者,而且也可使贤者悖离正道,使之成为爱情和肉欲的俘虏,因此,妇女是祸水。妇女决不应该有任何自主权利。在印度,男人对妇女有完全的支配权,就像奴隶主完全支配奴隶一般。《摩奴法典》还规定,妻子即使被丈夫出卖或遗弃也不得脱离丈夫。当然,对妇女来说,这还不是最坏的。从男人对妇女的完全支配权中,后来竟演化出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迫令寡妇自焚的习俗。 

  在中国,一直盛行男尊女卑,妇女始终处于男人权力与意志支配之下,缺乏基本的自主与尊严。三从四德,夫为妻纲,将妇女完全变成男人的奴隶。在这方面,中印两国文明呈现着惊人的相似。《诗小雅斯干》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女人刚生便遭受如此的不平等。因为极度地重男轻女,将女子视为泼出去的水,于传宗接代毫无价值,中国和印度都长期流行溺杀女婴的野蛮习俗。在男性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女子没有独立的人格或权利。对于家财,妻子只有一定的行使权,并无所有权及自由处分权。妇女不能有自己的私财,不能私借,不能私与。如果妇女藏有私财,就构成“七出”中的“窃盗”罪。古代女人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财产权,连自己的姓名权也被剥夺或忽略。如果说在出嫁之前,她们还有自己的姓名,那么既嫁之后,则不过被邻人称为某某家的,被丈夫则成为拙荆、贱内、内人之类。将丈夫的姓和自己的姓前后相连,称某某氏,这已是很难得的待遇了。

  中国古代刑法也充斥着男女的极大不平等。例如,对妻殴夫者南朝宋时的法律就规定,一般伤人者处四年徒刑,妻伤夫则为五年。明清时的法律规定,妻殴夫即杖一百,不问有无伤害。殴夫致死者,唐、宋、明、清律俱处斩。妻子谋杀丈夫,不问有无伤害,是否得逞,皆处斩。已杀者则罪大恶极,凌迟处死。反之,夫殴妻则实行减刑。明、清律规定,丈夫殴打妻子无伤则不论,打伤或更严重者才论罪,刑罚减常人二等,且须妻子亲自告状才处理。而妻子告夫,除非丈夫犯了谋反大逆等重罪,妻子本身就已有罪,因为这属于干名犯义,以下犯上,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唐律规定:妻子告夫与告发其尊长同罪,处徒刑两年。明、清律处罚更严,妻妾告夫与子孙告父母、祖父母同罪,杖一百并处三年徒刑,诬告者绞刑。因此,不论是道德习俗还是法律,实际上都禁止妻子告发丈夫。

  当然,古代东方男尊女卑的最普遍的例子是东方盛行的一夫多妻制。荒淫堕落的东方帝王,后宫嫔妃动辄成千上万。据典籍记载,先秦时天子既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秦始皇行帝制以后,对皇帝的妻妾人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限制。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到了清代,庶民纳妾几乎不受限制。穆斯林男子尽管依伊斯兰教的教义只准娶四个妻子,但对于帝王和富贵之家,这一限制不起作用。古代印度婆罗门可娶四个,刹帝利可娶三个,吠舍可娶两个,只有最卑贱的首陀罗才实行一夫一妻制。因为妻妾成群,担心她们耐不住春闺寂寞而红杏出墙,男人们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幽闭、折磨妇女。阿拉伯妇女的面纱,非洲女子的割礼,中国妇女的小脚,都显示了古代社会对妇女凌虐和奴役的残酷。

  相对于东方,西方自古以来从法律上就规定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欧洲,再到近现代,莫不如此。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直到西罗马灭亡,罗马人都是古代世界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范例。古罗马法学家莫德斯丁即称,“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终身结合,神事和人事的共同关系”。实际上,西方自进入文明阶段后,从未实行过一夫多妻制。堕落无耻的东方帝王、权贵和富豪们将妻妾成群视为其应当的享受及荣耀,而西方人却自古以来将一夫多妻制看作东方人人性堕落的证明。东方的一夫多妻制与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显然表明了东西方妇女权利、地位的重大差异。自古以来,除非是通奸,在西方从未见丈夫可以杀伤妻子的规定或风俗,也没有妻子为丈夫殉葬的野蛮情状。用妇女或奴隶殉葬,这是被萨义德等人美化的东方古代文明的“功德”和特有的“纪念”,与西方文明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当然,自古以来西方妇女的法律权利和社会地位优于东方妇女,其表现决不仅仅在西方实行一夫一妻制或妇女不必为男人殉葬上。在法律与社会生活涉及妇女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出这一点来。如在婚姻自主权问题上,古雅典法律规定,男女双方都有结婚离婚的自由。雅典法律明令禁止虐待妇女孤儿,将其作为刑事犯罪予以惩罚。古罗马在共和时期实行有夫权婚姻,妻在家中与其女儿的地位同等。丈夫虽对妻子有家长权,但妻子也有继承丈夫遗产的权利。妻子与子女一样,是丈夫财产的当然继承人。在制定《十二铜表法》前,法律只准许丈夫休妻,即如果妻子与人通奸,准备放毒,或伪造钥匙等。因为雅典的法律同样给予丈夫与妻子休婚的权利,受雅典法律的影响,《十二铜表法》也给予妻子休弃丈夫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便在古罗马有夫权婚姻中,妇女的权利地位也远优于古代印度、中国的女性。

  在中世纪的西方,调整家庭、婚姻关系的主要是教会法。教会法自始就倡导由男女双方自由同意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只要男女当事人同意,即可构成一件合法婚姻。当然,在特定条件下,婚姻也可以由任何一方当事人废除。不过一般来说,婚姻是神圣不可离异的,对男女双方都一样,男子决没有单方面离弃妻子的权利。十六世纪英王亨利八世提出离婚,即被教皇所否决。普通民众的离婚更是难于上青天。教会法这种一般不准离婚的规定,在中世纪自然有利于保护妇女。教会法坚持在上帝面前男女双方平等的原则,规定了婚姻义务、忠诚义务的相互性,比同时期东方国家片面要求女子对丈夫忠诚来得合理和公平。为了保护妇女的应有权利,使其在丈夫死后不至出现生活的困难,教会法规定男女结合前必须划出一笔抚养寡妇的财产。这笔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不得克减,否则,任何婚姻契约均不得缔结。在继承问题上,教会法保护妻子和子女的法定继承权,以使她们免于被遗嘱剥夺继承权利。十四世纪德意志皇帝查理四世的《黄金诏书》规定,任何臣民如图谋弑君,或图谋杀害公侯,本人处死,罪犯财产充公,罪犯之子不得继承任何亲属的遗产,但得保全性命而已,而对罪犯之女,则恩出格外,可以获得父母遗产的四分之一,使彼等能享受适当的生活。“因女性较为柔弱,不能以身试法,故量刑应较轻。”似这样法律上特地照顾女子的内容,在古代东方是难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中世纪的欧洲不仅承认女子对父母财产的继承权,而且规定女子有权继承父母的身份与地位,包括王位。

  尽管古代史上东西方妇女的权利地位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上看,不分东方或西方,妇女的权利地位多少是不及男子的。即使在欧洲,男女之间毕竟存在着相对的不平等。男子于女性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妇女从来都不是任由男子支配的家庭奴隶。确如孟德斯鸠所说:在西方,“丈夫之于妻子,只有微小的权力;父之于子女,主人之于奴婢,也都一样。他们一切纠纷,都可以诉诸法庭”。

 

文章出处:北京铁路运输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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