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法学园地 -> 法官论坛

良性互动:寻求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务公开维度与司法公正之并行路径

良性互动:寻求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务公开维度与司法公正之并行路径

  发布时间:2015-10-13 10:44:38


    【内容摘要】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和希望,但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领域中的比例正在逐年攀升,并且呈现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态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未成年案件时应当积极保障未成年利益最大化。未成年犯罪审判程序基本依照成年犯罪但又应当区别于成年犯罪,这是我国刑法的特殊规定。在司法改革的大潮中,未成年犯罪案件在审理中哪些应当公开,哪些不应当公开,如何处理又能与公众所享有的知情权的实现相横平,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试通过常见的未成年审务公开方式的阐述,探讨如何才能合理有效的在审务公开与司法公正之间寻求两者的契合点。

    【关键词】未成年  审务公开  司法公正

    【正文】

    “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院是威严的象征,也即司法权威的载体。司法永恒的追求为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的路径选择即为司法公开。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司法公开就是当事人、法院及公众与媒体之间参与社会博弈的结果,所以,在这三者之间就应当确立一定的“度”来促使司法公开的有序进行。未成年作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考虑其利益保护最大化,其隐私更该受到特殊的对待。未成年人的权利与公众的知情权都属于国际法关于人权规则所规定的基本人权,所以,两者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同时,一个公正的审判则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时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可以使该类案件接受监督,从而更好的实现审判的公正。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与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两者之间如能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则将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以及法治发展的进程。

    一、当下的司法怀疑——由一起案例引发的思考

    2013年年底,由北京市海淀法院审理的一起关于未成年李某某等人犯强奸罪的案件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因李某某系未成年人,该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不公开审理,同时,因案件涉及被害人的隐私,海淀法院依法决定不公开审理。有人说,法院以李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刑罚过重,到底是谁让一起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置于风口浪尖。究其原因可知缘由颇多,父母的名人效力,媒体不断地挖掘跟进,不仅披露案件的详细过程,而且也将涉案的未成年李某的成长经历翻了个底朝天,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从而使得司法也面临一种严峻的考验,律师为了某种名利,声称要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却在“律师口水战”中极端不负责任,不断披露案情。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这起案件中,法院未能及时将相关信息公开,这里的公开具体指的是案件的立案流程及法律文书样式等,导致信息的闭塞,所以才会给被告的律师混淆视听的机会,最终,给案件下一步公正审理蒙上本不该有的阴影。所以,在审理未成年犯罪案件中如何才能正确把握审务公开的维度,如何能够真正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又能保障人权的实现,积极回应公众知情权的诉求,在当今多媒体高效运作的背景下,成为法院系统必须积极面对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契合: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务公开维度——何时公开亦或何时不公开?

    在我国,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案件的是否公开系以其接受审判时的年龄为界限,《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是否公开审理作出严格规定。

    (一)未成年犯罪案件不公开审判之缘由解析

    1、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符合国际法惯例。纵观国际社会对此类案件审务公开的经验做法可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的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即为不公开审判制度,同时,这个制度已得到各个国家的普遍认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的理由,或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以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和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 可以说是各国确立司法公开原则的渊源,但同时,该公约也规定在涉及少年利益保护时的例外,即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公开审判的原则。

    2、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符合基本人权的要求。未成年人同社会中的妇女、老人、残障一样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参与诉讼的能力都较成年人来说薄弱,从法律的层面讲其享有的权利及自由的程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享有一定的特殊的保护,是否基本的人权要求。况且在一定范围内合理使用,反而会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则更有利于社会分配正义的平等。 “曝光”也即“公开”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惩罚意义,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评价功能,所以,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特殊性出发,也应该减少对未成年人的曝光程度,以减少因为人所知所带来的痛苦。

    3、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及审判的顺利开展。公开审判是从正常的成年人的角度考虑的,成年人心智应当可以接受公众的评判,但未成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心智发育的的成熟度都较成年人不同,所以,不公开审判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及回归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有利因素。“公开审判所造成的思想压力使得未成年人在法庭上难以准确表达意愿,从而影响审判的质量。” 的确,只有在没有媒介及公众的关注下,未成年人才能敞开心扉,以更好的心理状态接受检察官的指控和法官的审判,进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提高未成年人的改造效率,从而便于将来使自己更好地迈向正确的人身轨迹。

    (二)未成年犯罪案件不公开审判之衍生表现

    1、诉讼材料不公开规则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在对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诉讼材料保密问题规定不是很详实。比如《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3条虽然规定了对未成年信息的保密制度,但却未对该类刑事案件的起诉材料、庭审记录、调查笔录及宣判后的裁判文书的保密工作等加以规定,因此,可以说是立法的缺失。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都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从法律位阶的原则可知,后两种法律的效率高于前一司法解释的规定,所以,不得公开未成年刑事犯罪案件中的庭审记录等相关诉讼材料是有法可依的。当然,我们在考虑禁止未成年犯罪刑事案件中诉讼材料公开的同时,仍要考虑禁止使用及保存的相关情形。

    2、判决方式不公开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由此可见,凡是刑事案件,其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未成年犯罪案件也不例外。虽然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涉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方式有一定的限制,规定该类案件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进行,但并不能掩盖其公开宣判的目的,公众、媒体及自媒体仍然可以获得涉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信息,某种程度上仍是对未成年人名誉权的侵犯,反而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在国际上,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宣判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德国式,即不得公开进行设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审判和宣判;另一种是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即不禁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这些国家并不存在所谓的秘密判决。

    3、媒体报道受限制规则

    从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第5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已明确规定禁止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及隐私进行报道。但对禁止的主体并没有明确规定,可能是指司法机关,也可能是指公众媒体。但通常可以理解为禁止掌握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司法机关向大众公开,对于媒体而言,只要不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而从各类采访中获得相关信息,则并没有规定其承担相应的法律保密责任。 从德国等大陆法系的国家相关规定可以得知他们采取的是原则上不允许公布未成年人的信息,但如果为已经鲜为人知或者被告人本身就知名的情况下是可以由媒体公布的。

    三、困惑: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务公开的刻意回避与负面影响

    在漫长的涉未成年案件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不断的创设、演变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判不公开制度正在不断地完善和稳步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较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制度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在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务公开的司法实践中仍然面临些许困惑:

    (一)司法独立的天然排斥性与外界参与司法之间的抵触

    从司法的本性而言,司法独立对于司法公正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司法独立可以说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其本不该受到外界的干扰,包括媒体的报道。同时,司法人员对于外界干扰办案的情况通常持有一种抵触情绪,总认为外界的参与总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司法的公正裁决。这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与目前国家层面倡导的司法公开及司法民主的需求不相和谐。

    (二)未成年案件不公开与一般案件公开审理之间的冲突

    众所周知的1967年美国高尔特案,可以说是未成年案件不公开与一般案件公开审理冲突的体现的典型案例,15岁的被告人高尔特仅因为拨打不文明的电话被法院定罪,同时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但犯有同样罪行的成年人最多只是判处罚款或两个月的监禁。就是因为该案缺乏公开审理等相关正当程序的保护,使得未成年的高尔特被判处了重刑。在我国此类现象也不是绝对不存在的。从保护未成年的利益出发,保护其个人隐私,帮助其更好地回归社会,对未成年刑事案件进行不公开审理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但一味地对该类案件司法不公开,真的能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值得思考。

    (三)个人隐私权与公共知情权之间的博弈

    公众知情权同个人隐私权一样都属于国际组织公认的人权,公众知情权是公民知悉、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和权利。该权利的存在也为新闻舆论界的报道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未成年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的确能够很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其受到的“心灵创伤”以及避免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受到区别化的对待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公众想要获悉他人犯罪的信息,从而使其能够使自己免受他人侵犯,以及公众对稳定社会追求的权利亦不可受到侵犯。由此可见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博弈。就科斯的权利相互性理论而言,必须要努力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四)媒体价值与立法追求之间的摩擦

    媒体价值与立法追求间关系,实质上就是言论自由与司法公正间的关系。媒体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往往是在对案件的真实信息加工放大的基础上进行报道,他们寻求的是公众的关注度。立法的本意寻求的是司法的公正。媒体在实践中往往会通过以下方式来实行对司法的干预,一是通过不断的新闻报道刺激公众的关注度,利用公众舆论来影响法院的审判;二是媒体会以自己的行为直接影响司法公正,媒体在对案件进行采访时,司法人员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形象而谨言慎行,甚至故意去迎合媒体,媒体往往在对司法案件的采访中,就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会无形中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三是媒体会通过自己的报道来影响司法机关的上级机构,上级机关通过各种媒介关注案件的审理,从而引起上级领导的关心,暗示下级司法机关断案的方向,下级司法机关的人员,会不自觉的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判或者纠正自己的处理结果等。

    四、目标:变冲突为良性互动——探索审务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并行之路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未成年犯罪案件审判不公开的原则固然很好,但此类案件的审务如果全部在对公众不公开的程序中进行,必然会因为缺乏对裁判者的监督,而使得对未成年犯罪分子的合法权利的侵犯存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因此,寻求适度的审务公开制度,则将有利于防止司法擅断,防止司法权的滥用,进而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员获得司法公正的审判。

    (一)建立未成年犯罪案件审理进度公开及限制旁听制度

    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坚持将审务公开的理念,让人民群众能够“以看得见的方式”来体会司法的公正,在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实务中更应如此。司法机关可以利用互联网的优势,设立专门对外的网站,发布案件关键的程序节点的信息,比如立案审查、案件受理、庭前会议、开庭审理、公开宣判等时间、情况。同时,也可以利用该网站,针对网络上的不实报道进行辟谣,树立司法的权威性,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向着正确的轨道运行。关于未成年犯罪案件公开审理的旁听人员和人数进行严格限制,设立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除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可以参与庭审外,可以允许未成年人的亲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组织已经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的人员进行旁听,当然,必须告知不得泄露案情及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签订保密协议,如违反规定则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未成年犯罪案件法庭记录、文件限制使用及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现有法律只是对未成年刑事案件判决前的个人信息保密进行了规定,但对宣判后,对未成年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形成的法庭记录及其他诉讼文件没有作出具体的保密规定。虽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及《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免除前科报告制度、前科封存制度,但这与理想状态中前科消灭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立法将来如能在成熟时机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之确立,那么,必将有利于弱化未成年犯的犯罪标签,也将有利于减弱未成年犯回归社会的阻力。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分别关押、分别执行的分案处理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并没有落实到位。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套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体系,因此在未成年犯判决生效后的档案管理更是难上加难,从保护未成人利益角度而言,确立未成年犯档案管理分离制度也势在必行。

    (三)建立未成年犯罪案件限制公开判决方式制度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就曾规定,少年案件不公开宣判。 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对涉未成年犯罪我国对于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判决与其他成年犯的刑事案件一致,均采取公开宣判的方式。但如果对未成年刑事案件一律公开宣判,那么,对于在宣判前对未成年人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势必产生消极影响。虽然也规定对未成年犯罪案件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的形式,但实质上并没有产生有利的改变,未成年的个人信息及基本案情仍然会被曝光。笔者认为,考虑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以及不公开审判的立法目的,我国就应当设立未成年犯罪案件判决方式一律不公开的制度。

    (四)建立未成年犯罪案件媒体(包括自媒体)有限报道制度

    在英国,有句经典而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 法律在允许媒体进行报道时,媒体也应当进行自我约束,而不是肆无忌惮夸大报道,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警诫人类的职业道德的圣典,在现代化不断发展的今日,我们需要呼唤新闻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但“自媒体”(We Media)的兴起,无疑给本就复杂的媒体报道制度增加更多的顾虑。因为法律无法给现代“自媒体”时代的浪潮中,约束每一个公民。众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大多数国家没有绝对禁止媒体对未成年案件报道,而采取的是一种有限报道制度。设置何种有限报道制度?一方面,媒体在对未成年刑事案件报道时,须对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影像资料等进行处理,同时也不得通过对其家人的披露,进而侧面暴露未成年的相关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在限制报道此类案件时反而会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时,法院应当有权利取消限制报道的规定。比如,在英国就规定,当有限的报道制度可能对未成年案件公正审判产生影响时,法院可以取消这一规定,取而代之的是“以正义的名义进行报道”。 虽然有限的报道制度是对媒体报道权利的某种剥夺,但仍然对媒体的报道留有一定的空间,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媒体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作用。

    (五)建立与违反未成年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相适应的监督、惩罚机制

    实践证明,一个具有有效保障的制度必须规定相应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就监督机制而言,应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不仅指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而且应当包括当事人的监督、法定代理人及辩护人的监督,外部监督即为媒体与公众的监督。因此有必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比如,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必须到庭的机制等。就惩罚机制而言,在英国,针对违反不公开审理制度设立了藐视法庭罪来予以惩罚,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而言,应当也必须设立相应的实体性惩罚措施来制约违法的行为,比如,设立罚款、拘留甚至在刑法中叶可以规定专门的罪名来对抗违法行为。

    (六)建立被告方申请公开审判制度

    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很有必要设立一种专门的救济程序来保障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不公开审理的目的是为保护未成年人,但在一定情境下适度公开也未尝不是一件益事。设立被告方介入是否公开的决定程序,是国际社会中一种新兴的防范该类案件司法腐败的良药。比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少年事件处理法》第73条规定:“审判得不公开之。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或现在保护少年之人请求公开审判者,法院不得拒绝。” 被告方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认为公开审理将会对其有利,那么,就可以申请案件的公开审理,从法理上讲也是合理的、正当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未成年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有效监督,而此时,也就实现了未成年犯的权利与公众知情权的统一。

文章出处:少年家事庭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