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法学园地 -> 法官论坛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适用

未成年人刑事法律的适用

  发布时间:2015-10-13 10:39:18


    引 言

    所谓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实基础上,决定是否对未成年犯罪人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经何种形式执行刑罚,以及对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间是否予以减刑或假释的一种诉讼活动。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作为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际执行刑罚的前提,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重要表现。在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过程中,既要坚持有罪必罚、罚当其罪的基本原则,又要结合未成年人自身的特点灵活掌握。未成年人相对于成年人犯罪而言,它是一种特殊年龄的行为主体所实施的犯罪。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因素上的影响,在辨别能力与控制能力上,较之成年人显得尤为不足,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上述特点,因而在对其适用刑罚时,无论在指导思想与适用原则方面,还是在法律规定与实际操作方面,都应当将其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而不能将其与成年人犯罪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只有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未成年的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基本规律,从而更好地体现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基本方针。

    我国在有关刑事立法方面虽然做了许多有益的规定和很大努力,但纵观我国刑事立法,有关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适用刑罚的规定,既原则而且条款又少,很难适应实践需要,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一、缓刑的适用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他具备法定的其他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犯罪学和心理学均认为未成年人年龄较小,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均较弱,因此,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应尽量适用缓刑,让其在社会上接受监督和改造,这也避免了封闭关押最大的弊端——“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动员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从而减轻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应该说,未成年人大多数还处在求学阶段,缓刑的适用也将有利于其学习的继续,而不至于因犯罪而失学。可见,缓刑将比实际投入监狱执行刑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扭曲心灵的复位,更容易让其早日回归社会,重塑自我。

    (一)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条件

    对未成年人缓刑制度的适用应当与成年人缓刑的适用条件相同,但是基于未成年人生理与心理的特殊性,未成年犯罪人缓刑制度的适用条件也应当有其特殊性。

    1.确有悔罪表现

    悔罪表现不仅有思想上的悔改,语言上的道歉,更应当体现在行动上,例如当自己的行为导致犯罪后果发生时,自己能够积极采取措施减小损失,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但是,此条件对于未成年人的适用却需要特殊要求。笔者认为,对于一些未成年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审判人员应当做认真细致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对犯罪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产生痛改前非的愿望。对于那些经过教育能够认识犯罪的危害性的未成年犯,我们仍应认定其具有认罪悔罪表现。

    2.自我控制力较强

    未成年犯一般都有自控能力弱的特点,如果对未成年人强制适用此条件则显得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的控制力问题应当从其一贯表现来进行评价,如果犯罪前表现一直较好,只是偶然犯罪,说明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好,而如果犯罪前已劣迹斑斑,则说明其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不宜适用缓刑。

    3.主观恶性较小

    主观恶性是指未成年人与社会对立的心理状况,主观恶性的大小可以从犯罪的罪过形式、犯罪的动机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来加以考察。过失犯罪的主观恶性小于故意犯罪,偶犯的主观恶性小于累犯……

    除了以上条件外,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还需要满足家庭与社会的条件。在家庭环境方面,和睦的家庭环境,负责的父母教育能够为未成年的精神提供充足的营养,很难想象对一个父母离异无人管教的不良少年采取缓刑能够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在社会环境方面,未成年犯被判处缓刑以后,社会各界如果积极配合有关机关进行教育改造,就能收到很好的改造效果;反之,未成年犯被宣告缓刑以后,失去就学、就业机会,社会上又无人管理。特别是生活上没有保障,很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人是社会动物,只有兼具家庭与社会的良好条件才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并取得一个良好的效果。

    (二)未成年人适用的缓刑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行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察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缓刑的法律后果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但仍认为是犯过罪的。

    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法律后果方面,不仅是刑罚的消灭,而且是犯罪的消灭,即对未成年人认为没有刑事前科。刑事前科会导致刑法上的后果和非刑法上的后果。所谓刑法上的后果是指刑事前科是刑罚从重处罚的酌定情节。非刑法上的后果则是导致犯罪者在犯罪后某些权利的丧失,资格受限制。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在辨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上较成年人差,往往因一时冲动而犯罪,他们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其一生都难以走出因年幼而犯罪带给他们的阴影,其也将用一生去承担这一罪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严重影响了他们重新做人的信心,延缓了他们回归社会的进程,甚至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还会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刑法第四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这项特殊的缓刑制度的后果是“不以犯罪论处”,那么我们也可以依此而建立另一种特殊缓刑制度――未成年人缓刑制度,即规定如果没有可以撤销缓刑的情况出现,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法律后果不仅是刑罚的消灭,而且是犯罪的消灭,消灭未成年人的刑事前科。

    二、财产刑的适用

    我国现行刑法对罚金刑的规定较概括,且未对未成年犯人是否可以适用包括罚金刑在内的附加刑作出特别的规定,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未成年犯人与成年犯人一样,可以适用罚金刑等附加刑。由于绝大部分未成年人尚在学习过程中,不会有个人财产或是工作收入,如果对未成年犯人宽泛的适用财产刑很有可能是其监护人在为其“买单”。

    对未成年人适用财产刑各国也有不同规定。

    德国刑法中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适用财产刑,虽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法院法》在第十五条规定了法官可以规定违法少年向公益机构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但这只是不具有刑罚法律效力的惩戒措施,在该法的少年刑罚中就无罚金刑的规定。

    俄罗斯刑法中规定可以对未成年人适用财产刑,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八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只有在未成年的被判刑人有可以对之追索的独立工资或财产时,才可以判处罚金。罚金的数额为未成年人最低劳动报酬的十倍至五百倍或二周至六个月的工资或其他收入。可见俄罗斯对于未成年人财产刑的适用也是有限度的适用。

    笔者认为,能否对未成年人采取财产刑不能仅看此人的支付能力,而是应当与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进行统一评价。因为仅看其是否支付能力不利于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犯罪后果的惩罚,会产生对实施同一犯罪行为的人员,但是有不同支付能力的行为人产生差别处罚。笔者认为,一方面遵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使罚金的数额能反映出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大小,另一方面又适当考虑行为人的实际支付能力,相比而言,是较为可取的方法。

    三、社区矫正的适用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工作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社区矫正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人员实行的一种非监禁惩罚制度,在前文中我们已经了解了对未成年犯人适用缓刑的制度,那么我们在此就来了解管制制度。

    (一)管制制度的要求

    管制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刑法措施,是非监禁刑,其既保留了刑罚的惩罚性,但又不会对犯罪人的工作、生活、学习造成过多的负面影响。管制的刑罚特征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特殊性要求相一致,其特征决定了管制制度应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中可以更多适用的刑罚类型。

    1.周围环境的规范

    管制是一种半自由的处罚手段,之所以讲半自由是因为该刑罚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人员不予关押,但限制其一定自由的开放式刑罚。犯罪人仍然留在原来的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继续工作、劳动、学习,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还是处在社会中,并处于相对自由的状态。但是又要限制犯罪人一些自由,即限制犯罪人一定的活动范围,以及犯罪人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被执行管制刑的犯罪人还要依照执行机关的规定向其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执行机关的会客规定,在没有执行机关的同意不得擅自离开其居住地或迁居。以此来净化未成年犯人的生活、学习环境,提高未成年犯人的改正效果。

    2.政治权利的限制

    管制要求在没有执行机关的批准下,不得行使许多政治权利的,包括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

    正是因为管制有以上特征,使犯罪人仍然保留原来的工作、生活、学习的状态。所以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改造和挽救。在此期间未成年犯罪人的学习以及就业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更有利于未成年犯人改过自新,从新融入社会。 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刑种。其执行机关是公安机关,并要依靠群众监督改造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方法。

    (二)社区矫正的意义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符合一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之内,遵循社会管理规律,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对其进行改造,使其尽快融入社会,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社区矫正制度既可以适用于成年犯罪人身上,也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制度之于未成年犯罪人更体现出其他制度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社区矫正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能够避免未成年犯罪人过早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如果将他们过早的投进监狱,势必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扭曲、挫伤,一旦他们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中,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会更容易出现再犯。而社区矫正对于可塑性强、思想容易接受改造的青少年而言,正是一种温和而有效的教育、挽救方法。

    2.社区矫正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交叉感染,更能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

    刑罚是惩罚犯罪的主要方式,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刑罚不是万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监狱会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犯罪的场所,“一专进去,多能出来”的交叉感染是副作用之一。未成年人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的,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能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导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

    3.有利于维护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对未成年人实行社区矫正是实现轻刑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尊重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有益于他们以健康的心理状态回归社会并被社会接纳。

    在我国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已经进行了不少的尝试。例如青岛市实行“红黄绿”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警机制。“红色”青少年群体主要是指有触犯《刑法》或《治安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行为的青少年;“黄色”青少年群体主要是指单亲家庭、困难家庭和有长期逃课逃学、迷恋网吧、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倾向的青少年;“绿色”青少年群体是指大多数行为正常、健康成长的青少年。该机制的主旨在于建立一支专业化、分工明确的帮教小组,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灵活多样的预防教育和帮教措施。

    在未成年人犯罪处理的制度构建和具体实施上,我国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有特色,区别于成年罪犯的体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绝大多数社区服刑人员由自卑、消沉、缺乏信心转变为服法、向上、自信,在思想、认知、行为等方面发生了较明显地变化,重新违法犯罪率很低。

    (三)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社区矫正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依然有着很多的问题需要改进 。但是我们在取得成绩时,也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1.社区矫正制度有待系统化

    由于我国尚未将社区矫正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内,加之未成年罪犯的处理规定分散于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独立的专用性法律体系,存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科学的再犯预测和监控机制尚未形成,对罪犯分类、分级处遇仍停留在粗浅阶段。

    2.社区功能需要完善,矫正团队有待专业化

    管理主体不明确,加之没有相健全的考察、矫正制度,使这些好的做法在执行环节有所缺失,最后流于形式。

    (四)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意见

    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要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非监禁刑罚处置制度

    一方面,应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应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可以适用于全国。在条件成熟后,应制定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犯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法》来统一调整。

    2.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

    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自上而下设立一整套非监禁刑罚社区矫正机构,专门负责社区矫正工作。针对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应当进行统一专业业务培训,对社区矫正的基本知识、对矫正人员的相应管理制度、对青少年的说服教育、心理指导等内容进行专业培训。

    3.建立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和危险性评估制度

    应设立专门机构在法院判决前对未成年犯的犯罪背景、家庭环境、诱发因素、一贯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供法院参考。

    4.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

    将服刑人员放到社区进行矫正,就是要利用正常的社会关系并发动社区各个资源参与社区矫正,但社区矫正却又并不是让其简简单单生活在社区“自动完成矫正”,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以广泛多样的工作形式积极参与矫正,同时还要在更大范围内整和社会资源,组织社会力量、调动了一批非政府组织力量,包括志愿者、学校、企业、医疗机构、劳工组织、邻里等共同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

    四、创新型的非监禁惩罚制度

    如何更好的教育失足少年走上正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研究课题,墨守成规只会让法治效果每况愈下,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找出更为合理,更能与时代相匹配的惩罚手段。通过对国内制度的反思及对国外制度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新型非刑罚处罚方式。

    (一)担保释放

    即由司法机关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交付给司法机关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由某些有固定住处,又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人员或单位作出担保,保证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实施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免予对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一旦未成年人再次受到行政拘留以上的处理,则由司法机关撤销担保释放的决定,担保金即予以没收,或取消担保资格,并重新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

    (二)监管令

    即指司法机关可对未成年人发出并由其监护人监督执行,禁止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某些限制性行为的书面指令。监管令可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网吧、酒吧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同时,监护令还可以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监督其不为禁止行为。

    (三)社区服务令

    即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关押,而是将其置于社区之中,在特定委员会的监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完成一定的劳动或社区工作的一种处罚方式。我国现行《刑法》中,对未成年犯罪人没有规定这一方法,但责令未成年犯罪人进行一定期限的无偿劳动,已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普遍重视采用的一种处置方法。如美国近年来对某些罪犯处以通过劳动赔偿损失的刑罚;英国对某些罪犯处以提供社会服务的刑罚;加拿大 1982 年颁布的《青少年犯罪条例》规定,少年犯罪者要归还或者赔偿因其犯罪造成的损失,法官在做出这种决定时,要考虑该少年的收入或偿付能力,判定以实物偿还还是以该少年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方法进行,可以要求犯罪的少年为公共事业的服务项目完成一定的劳动,如在教堂、公共场所或中心区、市政厅、公园、医院、邮局等场所劳动。

    (四)工读学校

    工读学校在中国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起就开始出现,但是,其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适用于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少年。当前,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中。对于某些犯有轻罪的未成年人,可以送人工读学校加以严格教育。

    同时为未成年人犯建立帮教档案,区别不同情况,落实有针对性的帮教措施。到未成年人管教所为他们带去生活和学习用品,召开座谈会,了解掌握未成年人犯的思想动态;与未成年人犯通信,听取思想汇报,鼓励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认真改造;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教育和关工委等社会各部门联合落实未成年人犯监管帮教措施,帮助服刑出狱或在监外服刑的未成年人犯尽可能的重返校园或者走上工作岗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与社会一道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确保他们能够早日迷途知返,重新回归社会。只有惩罚、挽救、帮教有机的结合,才能够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

    结 语

    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犯罪前的预防与犯罪后的社会帮助为主,而不是以法律的惩罚作为纠正未成年人犯的主要手段。对于未成年人犯的帮教需要全方位的关心与帮助。在硬环境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资金充实社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以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娱乐活动吸引未成年人参加,建立法律教育基地,让其知法、懂法,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让其明白犯罪行为对自己与社会的危害。同时,也需要资金直接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未成年人能有基本的健康的生活环境,从根本上杜绝未成人年与不良环境接触的可能。在软环境方面,需要大批量社会工志愿者能够经常性地与未成年人在一起,如可利用在校大学生与未成年人结成帮教对子,在以朋友身份的交往中以志愿者的爱心行为,规范行为做出榜样引导未成年人向善向正发展,同时,有青年志愿者共同参加社区服务性劳动也会消除未成年罪犯的社会排斥心理。

    笔者认为, 预防犯罪与教育罪犯作为刑罚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而改造罪犯作为刑罚的另一重要功能, 一般被称为对罪犯的矫正对刑罚功能适用及目的的如是认识, 具体地体现在相关的国际公约与国内法律法规中。我国刑法典提倡对于未成年人的刑罚, 不能等同于成年人并明确指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显然, 未成年人的刑罚与量刑制度同样有其迥别于成年人刑罚裁量的特点, 它着重强调的是: 刑罚适用的最后性; 刑罚的教育性; 刑罚尽量符合未成年人成长的需要性。可见, 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更多地注重于罪犯的人格和动机, 而不是罪行本身, 处理成年罪犯则相反”。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相对于 1979 年刑法的有关规定已有所改进,但仍然存在着上述不尽人意的地方。世界上多数国家或者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法,或者在刑法典中设立专章加以规定,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只有不适用死刑、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不仅与未成年人司法发展的国际潮流不相符合,而且也不利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今后,在对刑法典进行修改时,应当在刑法典中设立专章,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作用明确的规定,为司法实践正确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武器。

    参考文献

    [1]黄京平,朱云三:《论未成年犯刑事责任的几个问题》,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

    [2]李炬:《对扩大未成年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思考》,载《北京审判》2004年第4期。

    [3]于建伟主编:〈新编刑事法律适用手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4]董新臣主编:《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与防范》,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5]康均主:《论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07年第2期。

    [6]李淑娟:《试论未成年罪犯行刑目的及行刑模式的发展与完善》,载《青少年犯

    罪研究》2007 年第 2 期。

    [7]姚建龙著:《少年刑法与刑法改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出处:大丰法院 三龙法庭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