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法学园地 -> 学术争鸣

权力与真相

——对现行“案卷中心主义”刑事审判模式的重新考察

  发布时间:2015-06-09 14:58:35


    [论文摘要]我国既有的刑事审判模式属于围绕和依靠案卷笔录审理的“案卷中心主义”,“直接言辞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程序准则在我国得到形式上的应用,但在现实中却与践行多年的“案卷中心主义”发生非正式抵触。在刑事审判模式改革的理论方面,学界普遍借用西方传统的“职权主义/当事人主义”二元框架,对照剪裁中国刑事审判制度和实践,由于缺乏对实践的关照,难以提出有价值的指引。本文跳出理论窠臼,从对“直接言辞原则”和“案卷中心主义”主导的两种审判模式运行的分析入手,正视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试图为今后的刑事审判模式转型提供一种理性的思路。

    [关键词]刑事审判模式   案卷中心主义   直接言辞原则

    刑事诉讼法历经多次修改,确立了类似对抗式的审判方式,强调法官的主导作用,体现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激励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立法技术上体现了“不完全的对抗制”。在这样的理念下,意味着法官的裁判要建立在控辩双方面对面、以言辞为主要工具的对抗式调查、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然而,在当前的刑事审判工作中,却体现出明显的“案卷中心主义”倾向——法官对证据的审查和质证、对事实的分析和推理都依赖侦查机关制作的案卷笔录,这显然与刑事诉讼法“直接言辞原则”相冲突。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学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笔者认为,既不能纯粹以国外的司法制度来衡量国内的刑事审判现状,也不能对“案卷中心主义”的倾向视而不见,应当结合历史、人文等复杂的因素,为刑事审判模式的完善与转型提供更加理性的思路。

    一、运行与异化——现行刑事审判模式的外在体现

    为了使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我国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直接言辞原则”运用于案件审理过程中。 要求法官在各个诉讼主体均在场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直接审理;法官对审判的指挥、控辩双方的询问、质证和辩论都应当采用口头陈述的方式进行;法庭只能以诉讼主体在法庭上以言辞陈述的形式提供的证据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直接言辞原则”通过集中的、连续的、面对面的对质、诘问和论证促进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知,从而做出正确的实体判断,同时也会在最大程度上消解控辩双方对法官裁断的怀疑和抵触 。而“案卷中心主义”主导下的审判模式却极易使刑事审判规范形同虚设,使法庭审理活动成为虚有其表的法律仪式。

    (一)“直接言辞原则”的体现

    1、立法意图。受我国特有的司法体制的影响,刑事审判方式保留了一些特殊的程序制度,如法官的补充性调查职权、公诉人的法律监督身份等,体现出传统制度因素、现代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三大要素的揉合,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式审判模式。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强调控辩双方在庭审中的主体作用,纠正原先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的痼疾,控辩享有质证权、辩论权,法官的职责则是被动听证。这样的审判模式充分发挥了控辩双方在法庭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双方对证据和事实直接的、口头的攻防辩论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从而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依据,这实质上是对“直接言辞原则”的借鉴和引入。立法者的初衷是想通过引入“直接言辞原则”限制审判者的职权,以使刑事审判跳出行政化、工具化的窠臼,成为一种真正独立和中立的司法活动。

    2、实践运行。在审判实践中,刑事庭审活动都能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执行了“直接言辞原则”。如:(1)除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余一审刑事案件都能公开开庭审理;(2)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人指定辩护人;(3)保证辩护人的阅卷复制卷宗的权利;(4)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都能按照规定到庭参与诉讼;(5)庭审中,宣读起诉书、讯问被告、对证据的质证和认证、异议的表达、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都是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层层推进……在这种正式制度下程序的推进中,“直接言辞原则”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二)“直接言辞原则”的架空

    虽然“直接言辞原则”在刑事审判实践中也得到了应用,但这种制度正在运行中被异化,刑事审判成为一种特有的阴阳并行的模式:侦查卷宗在整个审理过程中贯穿始终并发挥着核心和主导作用,“案卷中心主义”的审理模式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1、“默读审判”成常态。公诉人在立案时将全案卷宗移交法院,法官在庭审前已经完成阅卷工作,虽然这对提高庭审效率、查明案件事实、查找法律依据、提出量刑意见等有推动作用,但在这样的审判模式下,法官已经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对被告人、辩护人提出的辩解、证据重视度不够,一般不会对证据的可采性作深入的司法审查,却对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优先接受,使得庭审更像是一种形式化的表演,整个审判都是法官在查阅侦查案卷后作出“默读审判”。

    2、司法调查过于随意。法官的补充调查职权是刑事诉讼法保留的特殊权利,赋予法官调查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讲对查明案件事实有一定的益处,但是却与现代刑事诉讼“控辩平衡、审判中立”的理念背道而驰。在实践中,一旦遇到事实不清的案件,即便是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在进行补充调查时也难免会因为虚假证言、证据缺失等客观情况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探求司法理念,还是追求实践效果,法官都不宜参与调查,而应该以庭审为中心,根据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作出裁判。

    3、被告人举证成本高。证据采信率低。大部分被告人关押在看守所,聘请律师的比例也仅占三分之一,被告人的举证能力本身就受到限制,辩方在证据收集能力和条件上根本不可与侦查机关相抗衡,且庭审中法官因为庭前阅卷已经对案件形成了基本印象和基调,而法庭调查又是公诉人对案卷笔录或简化处理过的案卷笔录内容予以宣读,因此即便被告人、辩护人提交了一些证据,并据此作出辩解,其被采信的可能性也极低。非法证据排除难。首先,被告人、辩护人虽然提出了相关线索,但公诉机关因为与被告人处于对立面,不可能投入过多精力去搜集证据证实侦查机关存在刑讯逼供、诱供等情形,反而会去搜集对侦查机关有利的证据从而证明该证据的合法性;其次,针对被双规的职务犯罪被告人而言,其口供是在纪委双规期间已经固定,移送检察院侦查时口供已经形成,因此侦查录像反映的讯问过程根本不会出现刑讯逼供、诱供等情形,侦查人员更不会出庭就刑讯逼供的问题接受调查;第三,关于诱供的情形,被告人难以举证,即便提出了线索,也难以查实和排除。

    4、轻视被害人权益维护。(1)被害人出庭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参与庭审、向被告人发问、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但在刑事审判实践中,除了依法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以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参与庭审外,其余案件的被害人对案情一无所知,法院出于审判质效的需要,根本不会告知被害人有参与庭审的权利,也不会就是否出庭征求被害人的意见,更谈不上举证、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由于被害人的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也就影响了其申请抗诉权、申诉权的行使,导致不少被害人无端猜测法院存在偏私、包庇、徇私枉法等行为,不利于“司法公开”的改革。(2)“退赃难”问题。首先,司法机关对退赃环节不重视。在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下,虽然刑诉法规定由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涉案财产进行退赃、没收处理 ,而实践中退赃主要依赖于侦查机关的侦查力度。司法机关出于各自考核机制、奖惩机制的考虑,只关注破案率、起诉数、上诉率、发改率等考核指标,对追赃却不够重视。其次,司法机关之间的微妙关系。一些被告人将黄金首饰、汽车、股票等动产用于退赃,在处理时会涉及到价格鉴定、司法拍卖、会办协商等程序,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司法机关会出现“赃款抢着要,赃物都拒收”的推诿情况,导致财物价值缩水。第三,退赃程序繁琐。对于有多名被害人的案件,对黄金等可以变卖并分割的财产,尚可以通过拍卖或分解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对于如汽车、手机等不能分割的赃物,被害人往往表示不肯要,法院只能采取评估、拍卖的方式处理,手续繁琐、耗时较长,影响案件的审理期限。

    5、特定人员的出庭率低。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可以要求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专门知识人员出庭,然而在审判实践中,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专门知识人员的出庭率畸低,控辩双方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交叉询问。(1)人民法院的顾虑。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赋予了人民法院强制证人到庭的权力,但是人民法院出于经费保障、证人人身安全等因素的考虑,或是出于案件的外来因素干扰,出庭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很少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导致证人出庭这一规定流于形式。(2)侦查、公诉机关的阻力。无论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还是检察院侦查的案件,都可能会存在一些瑕疵,甚至是违法的行为,诸如未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诱供等行为,因此侦查、公诉机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根本不愿意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甚至会以恐吓、哄骗等方式来阻止相关人员出庭。(3)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专门知识人员的担忧。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专门知识人员的证言因为与案件的裁判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或是担心打击报复,或是担心遭到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威慑力,或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或是担心经济利益受损等,愿意到庭参与庭审的少之又少,宁愿以调查笔录、情况说明等书面形式向法庭作证,却拒绝参与法庭调查。

    二、惯性与权力——现行刑事审判模式的形成动因

    法律是一种多维事物,只有把多种维度当作变项,才能对法律进行彻底的研究。 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是多年来的司法实践积累所致,在特殊时期确实起到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作用,带有典型的中国式惯性思维,尤其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强权,但是在强调和呼吁保障人权的今天,一些原有的制度和做法已经显得跟不上时代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刑事审判司法的发展。

    (一)法律制度设计的缺憾。

    1、全案移送制度。案卷笔录移送制度是现行审判模式形成的造因者——新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检察院提起公诉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1996年的审判方式改革没有实行西方国家通行的“起诉书一本主义”,只是限制了庭前公诉机关移送案卷的范围,并通过后来的补充规定确立了庭后移送案卷的制度——即“复印件主义”制度。 该制度并没有减少法官对一般案件的预断和偏见,却产生了两个负面效果,一是在客观上加强了律师“阅卷难”的问题,使辩方的质证能力受到更大的限制;二是由于法官在庭审前和庭审中无法全面了解控方的证据,而只得在休庭后更加重视公诉方移送的案卷。无论如何,只要检察机关将证人名单、证据目录、各类笔录、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等证据移送法院,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裁判的重要依据,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法官对庭审活动的重视程度。

    2、定期宣判制度。尽管当前法院系统正在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但在长期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下,刑事案件至少要经过合议庭(独任审判)评议、刑庭讨论两个层级的讨论,疑难复杂案件还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请示后才能定案,而裁判文书全部由庭长、分管院长签发,因此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定期宣判,即便有少量案件是当庭宣判,也是经过层层讨论、批复后才做出宣判,这与当前“让审理者裁判”的理念相悖,可见定期宣判制度已经与“默读审判”产生了长期、惯性的隐性互动。法庭中的言辞交流给法官留下的印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淡化,而案卷笔录中的内容却始终新鲜好用,且已经落于纸面签字画押的笔录、供述、证言在任何时候都更有形式上的说服力,以此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更能保证“案件质量”。因此,定期宣判为法官依靠阅卷作出裁判提供了制度保障。

    3、考核管理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司法制度内受机制上“行政化”之苦,外受体制上“地方化”之害。(1)政府、法院的关系。由于法院的设置按照行政区划而设立,法院领导、法官均由当地人大任命,且法院的财政权、人事权等管理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就决定了法院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法院横向行政化的诟病延续已久。地方政府将一些群体案件、影响大的经济纠纷等案件交由司法机关处理,公然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通过给法院施压的方式,动用刑法的强制力“息事宁人”。(2)两级法院的关系。自1983年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从国家司法部管理划归最高人民法院管理以来,法院的职能具有双重性——既受理案件,又管理下级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主要通过发布“内部文件”、二审、请示汇报等方式实现,同时又负责对下级法院的考核制定细则并进行排名、颁发各类表彰荣誉等事项,下级法院为了和上级法院搞好关系,只得接受上级法院的纵向行政化管理模式,甚至在一些案件的处理上,不得不以牺牲独立司法为代价。

    (二)司法权力分配的现状。

    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分别主导侦查、起诉、审判三个诉讼阶段,是一种“流水作业式”的构造。 从权利的配置角度看,参与刑事审判三机关的地位并无高下之分,但现实中的法院的审判权相较公安局、检察院的权力而言却显得弱势。在权力的支配下,刑事案件中实质和核心的问题在侦查程序中就被解决,诉讼活动的中心必然发生转移;也就是在这种权力的支撑下,侦查机关制作的笔录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畅行无碍,有压倒性的证明优势。从权力层面分析,“案卷中心主义”把“直接言辞原则”架空几乎是个必然的趋势。

    1、公安局权限的扩张。由于法院并没有能力制约警察的权力,公安机关在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经常可以集决定者、实施者和裁判者三重身份于一体,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甚至超出合法边界的方式调查取证,使案件在进入法院之前甚至进入检察院之前就被办成“铁案”。

    2、检察权的设置和定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时具有提起公诉和法律监督的权力和责任,在办理职务犯罪时还享有侦查权,当检察院作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随时可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法官的裁决进行质疑。当检察院一揽侦查、批捕、公诉、监督等大权时,法院的司法权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在这样的机制下,控辩平等、控审分离是不可能做到的。

    3、纪律检查委员的职权定位。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纪委)不隶属于任何部门,虽然不是司法机关,但因为纪委负责查处党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发现需要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移送检察院侦查,因此在实践中纪委也担当起侦查的职责。被告人被“双规”后,由纪委介入查办,在涉案证据已经查实的情况下才移送检察院进入侦查程序,甚至出现纪委、侦查人员联合办案的情况。由于定罪证据已经在侦查前形成并固定下来,被告人接受正式讯问时,为了争取自首或坦白情节,势必会作出与之前同样的供述,因此即便被告人在庭审中以侦查程序违法、指控事实不清等理由进行辩解,也无法提出有利于自己的线索或证据,而法院在“默读审判”的模式下,只能根据侦查机关移送的全案卷宗进行定罪和量刑,因此被告人的辩解被采纳的几率几乎为零。

    (三)证据认定制度的模式。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结构是控辩平衡,审判中立。证据制度的价值目标是准确、公正和效率。准确、公正是证据制度的直接目标,所有证据的任务都是准确公正地回答事实和法律问题。然而,在刑事审判中,当前的证据认定制度几乎决定了公诉机关的优势地位。

    (1)证据展示制度的缺位。审判实践中,法官为了庭审高效、公诉人为了举证快捷,整个举证、质证的过程过于简单,举证过程大多以简单列举提纲、概括证言内容的方式进行,造成庭前控辩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物证并不随卷移送,仅附照片随卷;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是笼统概括内容;书证仅说明证明目的;鉴定意见多简单宣读;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简单到仅宣读页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也不会当庭播放,公安机关的讯问录像目前都能够随卷移交,但职务犯罪的讯问录像却不会移交,被告人提出要求观看录像要求的时候,法院遭受很大的阻力。虽然辩护人可以庭前阅卷、复制卷宗材料,但法院对电子证据、视听资料的庭前查阅、复制却往往予以拒绝,被告人、辩护人在庭审中面对大量事先并不了解的证据,要经过倾听、记忆、思考并在很短的时间里作出适当的反应,无疑增加了辩论难度。

    (2)特定身份人员的出庭率低。“直接言辞原则”最典型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证人的交叉询问,以及对侦查人员、鉴定人、专门知识人员的当庭发问。但在目前的刑事案件庭审中,“不光证人自己不愿意出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也不怎么愿意让证人出庭,没有证人出庭,大家都省事”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官本位”的思想仍然浓厚,侦查机关、鉴定人认为接受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的询问,由国家权力执行者降为诉讼参与人,既有损侦查人员的地位和形象,又增加了工作量,故往往不愿意配合。在当前倡导司法公开的趋势下,不仅证人要当庭接受询问、质证,裁判文书也要公布到互联网接受公众的检阅,证人的名字、证言内容等自然会在判决书中详细载明,而在经济补偿制度、证人保护制度、污点证人制度等刑事证人作证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故证人对出庭作证避之不及。在侦查人员、证人、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况下,法庭调查也只能围绕案卷笔录展开,这是对“直接言辞原则”的釜底抽薪。

    (3)职权主义模式的弊端。理想的事实发现者并非心智白板,坦率地说,他对于在特点案件中到底是原告还是被告应胜诉,心中预留了一份判断。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事实认定由法官负责,但是受个人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个人经历、情感、偏好、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极容易造成司法偏见。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法官所审的案件涉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紧张,使法官不得不求助于案卷笔录。如经济犯罪案件,证据大多是从银行、税务、海关等部门提取的原始票据,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也要以数学计算为基础,还要懂得财经专业术语,法官如果不在庭前认真研究“主要证据”,庭后再苦读数十册的案卷笔录,并恶补相关的专业知识,否则根本无法掌握基本案情。审理超出法官知识领域的案件,法官必然要以案卷为中心,而庭审中控方和辩方的口头交流对法官裁判的影响力多少,恐怕很难说清楚。法官个人精力的局限性。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要借助感知能力、注意能力、记忆能力和分析、判断、推理能力而完成,而在团伙或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辩护人、诉讼代表人达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作案次数多起,涉及罪名多个,案件事实混杂不清,证据材料真假难辨,如果法官在开庭前不对案件的材料和事实进行了解,仅凭庭上的听审很难将事实、情节、证据等熟记于心并据此作出准确的判断或心证,公正性值得怀疑。

    三、常识与理性——刑事审判模式发展的可能向度

    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既具备当事人主义诉讼的某种形式特征,由不乏职权主义的技术性因素,同时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 笔者认为,推动审判模式的改革不能彻底隔断刑事法官与案卷笔录的联系,这是有巨大风险的,还是应该在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风土人情、国情、司法现状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对现有的司法制度进行修补,确立适合我国的刑事审判模式。

    (一)克服“制度虚化”——审决机制高效化

    1、强化合议庭作用。要让庭审克服“走过场”的问题,就要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提高当庭宣判率。在各种考核机制的倒逼下,法官为了追求审判质效,选择“定期宣判”这种方式,既能争取充分的阅卷、合议、讨论、研究时间,也能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导致“当庭宣判”则成为一种空置已久的方式。带来的弊端有如下方面:一是非承办人的合议庭成员已经形成庭后合议的依赖心理,对庭审过程不重视,没有真正发挥好庭审的作用;二是当承办人召集庭后合议时,往往与开庭时间相隔已久,其余成员对庭审情况已经记忆模糊,容易因为记忆偏差而导致一些错误;三是庭后合议容易给一些司法腐败现象滋生空间,出现人情案、关系案、腐败案。而当庭宣判可以督促合议庭成员将关注的重心从卷宗转到庭审中,从思想上不再依赖卷宗,还可以通过当庭合议、当庭宣判来提高案件的办理效果,杜绝司法腐败。建立合议庭全员负责制。取消审判长联席会议、庭内讨论会议、院庭长讨论会的做法,并将审判委员会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严格限制审委会讨论案件的范围,还权合议庭,使合议庭拥有法定、独立、专属的审判权。以合议庭为单位考核,将案件数、结案率以及案件评查、案件监督检查结果与合议庭的考评结果挂钩,坚持审判绩效评估中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兼顾原则,将审判结果与合议庭意见作为对法官业务能力考核的要素。明确合议庭责任,规定合议庭成员享有同等的职责,规定合议庭全体成员对案件质量全面负责,要求发表意见要具体、明确,对擅自离庭或不参加评议的人员严肃处理,让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的评议,认真发表意见,分清合议庭成员的责任。

    2、形成审判团队。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倡导团队合作,提倡形成“1+1+1”的审判模式,力求发挥“1+1+1>3”的团队优势。职责分明的团队。逐步健全书记员、法官助理的招录体系,规范人民陪审员的任用机制,保证审判团队的专业性、高素质。法官负责阅卷、开庭、修改法律文书,人民陪审员负责庭审、评议,共同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负责;法官助理在法官指导下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接待诉讼参与人、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以及与审判相关的调研、督查、考核、宣传等工作 ;书记员负责记录、卷宗装订工作,在这样的权责分配下,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避免法官提前介入。在当前盛行全案移送的制度下,也没有实行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分立制,为了避免法官的提前介入,可以由法官助理完成庭前程序,引导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对案情负责、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组织当事人交换核对证据,调查收集应当由法院收集的证据,需要法院勘验或委托鉴定的,委托相关部勘验、鉴定等,然后把案卷材料移送给法官或合议庭。在这样的运作模式下,法官在开庭前并不接触当事人,这样就使接触当事人的法官助理无权裁判,而有裁判权的法官庭前不接触当事人,既可以减少法官的事务性工作,也可以做到分权制衡,同时还能削弱法官依赖卷宗的庭前预断现状。

    3.轻微刑事案件速裁机制。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机制以“繁案精办、简案速办”的理念得到司法实践的重视,通过刑事和解、快速审结等方式最大限度地维护弱势群体的法律权益,体现了刑事司法保障人权的原则,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鉴于我国刑法的多数罪名刑期以三年为界限,判处实刑与缓刑的标准也以三年为上限,所以习惯上认为轻微刑事案件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者单处罚金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较轻的案件。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属而言,速裁机制可以缩短被告人被标记为“罪犯”的时间,将对心理折磨降到最低,帮助其尽早融入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能尽早帮助被害人得到退赃、退赔,防止财产的贬值;对于法官而言,通过繁简分流、远程开庭、集中审理等速裁的方式来优化资源配置、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可以保证疑难复杂案件的办理质量。

    (二)增强“诉讼主义”——诉讼结构平等性

    1、庭前证据开示。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或者审判过程中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相互披露各自掌握或控制的诉讼证据和有关资料的活动。 诉讼结构是一个两边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等腰三角形”结构,通过双方对证据和事实直接的、口头的攻防辩论达到发现真实的目的,从而为法官的裁判提供依据,这实质上也是对“直接言辞原则”的借鉴和引入。在刑事审判中,由于控辩双方的利益具有对抗性,为了享有“证据偷袭”带来的利益,双方都不愿意将己方掌握的证据过早被对方知晓,特别是已经掌握的可能不利于己方的证据。尽管“全案移送”制度督促了控方尽可能地交出全部证据,但控方仍会将一些证据留在开庭举证环节时才提交,而辩方因为收集证据的艰难,更喜爱搞“证据突袭”,以提高证据的对抗效果。“证据偷袭”使得控辩双方为了己方的诉讼利益,针对对方提出的证据不断寻求新证据,法院因为在证据审查环节的被动,只能不断组织庭审程序来审查证据的效力,从而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界定了证据开示的时间和范围,要求控辩双方在法官的监督下充分展示证据,并赋予法官对违反开示制度的行为进行制裁的权利。这项制度增加了“证据突袭”的成本,消除了“证据偷袭”的收益,还增加了辩方的防御及抗辩能力,同时也能够尽快明确争议焦点,提高诉讼效率。

    2、提高特定人员的出庭率。当前,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拒不出庭的理念似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但这项制度在实践中的施行并不顺利。

    首先,建立资格审查制度。赋予法院资格审查权,细化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出庭的情形、方式及例外等内容,由法院严格把好审核关,保证侦查人员、鉴定人员、证人在必要的情形下才出庭,以确保刑事审判的严肃性。其次,完善作证保障制度。由专门机关负责保护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的财产权利、人格名誉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由该机构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划分短期、中期、长期三种等级保护,对分级别、分段的保护,并赋予检察院监督权,确保对相关人员身份的不被泄露。针对庭审中少数被告人或辩护人对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侮辱、诽谤、殴打、毁损财物等不当或违法行为的现象,由法院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与打击,必要时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第三,完善经济补偿制度。由各省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作证的经济补偿标准,以案件所在省份的标准发放,补偿的范围限定在交通费、伙食费、误工费和住宿费,并采取实报实销。同时构建配套的救济机制,针对未能领取补偿款,或对补偿款的数额有异议,或是未能及时领取到补偿款,或是因出庭作证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或名誉损害等侵害的情况作出依法处理。第四,建立隐蔽作证制度。运用高科技手段,庭前将证人与外界隔离,在庭审中允许证人庭外作证,采取物理遮蔽、改变声音、现场连线作证、双向闭路电视作证等方式履行作证义务,以此确保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的身份不被泄露。第五,构建拒绝作证权制度。对符合拒绝作证权的侦查人员、鉴定人、证人,允许其提供录音、录像、视频、亲笔证言等其他形式的证词,同时规定对违反强制出庭义务、又不符合免于作证情形的证人,法院通过拘传等措施强制证人到庭,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既能依法追究证人无理拒不出庭的责任,也能降低司法机关的办案难度。

    3、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受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影响,人们一旦被贴上“犯罪嫌疑人”的标签,便会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刑讯逼供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刑诉法通过不断地修改,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来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但总体而言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地位还是很低,这与现代民主社会尊重人权的潮流不符。我国的刑事司法还存在忽视被害人权益保护的问题,司法机关只关注破案率、逮捕率、起诉率、审结率等数据,而对于被害人的权利却不重视。如退赃问题,据笔者统计,被害人能领取到退赃款的案件仅为18.1%,除了被告人拒不退赃这个原因外,笔者认为司法机关担心退赃手续繁琐、规避风险也是主要原因。对于被害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法院为了案件的审结率,几乎不会通知被害人参加庭审,即便被害人提出想参与庭审,法院也不允许其参加庭审,当然也不会给被害人送达法律文书,导致想参与庭审的被害人会错过庭审和申请抗诉的期限,诉讼权益无从保障。笔者认为除了继续完善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外,还应当给予被害人的权益以一定程度的重视,给被害人出庭的机会,并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法律文书,确保其诉讼权益。

文章出处:办公室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