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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价值

  发布时间:2014-12-01 10:55:40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实现创设性正义、消除规则真空。在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法治的制度预设和司法实践的惯例,其权能贯穿于刑事司法的全过程,无论在实体法上还是在程序法上都体现着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的权能。

    自由裁量权适用的价值异化表现

    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是确保刑法法制的锁头,同时也是违法擅断,破坏刑罚法制的钥匙。因此,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加以规制和约束是十分必要的。

    (一)“同罪不同刑”现象存在,考验司法公信力

    我们必须意识到,量刑结果是公民对司法公正评价,最为直观和便捷的方式。同罪不同刑现象的存在必要会影响司法权威在公众心中的地位。法律除了惩戒功能以外,还有教育和警示功能,一个判决的宣布对所有的公民起着宣示教育和警示的作用,让人们知道,实施一个违法犯罪的行为,就会得到一个相应的后果,程度不同结果也有不同,而在不同地区相似的案例的处罚却是大相径庭,这不得不让公众迷惘,使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陷入尴尬。自由裁量权的幅度到底有多宽,如何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来体现刑罚的均衡与公正?

    (二)自由裁量权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难以条文规制。

    法官的个人素质、业务素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差别很大,对自由裁量的导向就会不同,甚至同一个案件的同一个情节的评价,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结论。法官的专业知识、审判经验等因素对法官的自由裁量的决策也有重大的影响。除了法官个人因素外,影响自由裁量权的的还有处于变动中的政策取向、检察官量刑建议等诸多制度性因素。同时,不可否认,在我国现实国情下,外界因素介入法院审判,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法官的意志不能独立,就无法正确适用自由裁量权公正地断案。

    规范化量刑与自由裁量权的缓解机制

    在罪刑法定主义模式下,我们在对自由裁量的积极价值予以肯定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自由裁量与罪刑法定是刑法适用中的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既体现出了刑事法律制度本身固有的矛盾性,也反映出刑事政策内在的双重性。没有绝对自由的权利,制衡机制是一种权利的制约和平衡的制度,用责任去制衡权力,是最积极的正面制衡措施,同时有效监督也是制衡的保证。

    (一)地区确立分格刑,收缩法定刑幅度。在量刑上确立多档次,细分法定刑幅度所形成的处罚空间,明确规范每一档次的标准,减少量刑弹性,在已有刑法分格刑的基础增设刑法分格,规范自由裁量的限度。例如,《德国刑法》第49条对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情况,规定了较细的格,即“法律规定或许可依本法减刑的,适用以下规定:终身自由刑由3年以上自由刑代替。有期自由刑可判处最高刑的3/4。

    (二)引进量刑均衡机制。对于类似的案件,有必要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和限制,使同一地区不同法院、不同审判人员对事实基本相同的案件做出相同或相近的判决,在量刑活动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保持一致性,以防止自由裁量的空间过于宽广而妨碍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从而维护法制的统一、法律的权威和法院的形象。当然讲均衡也讲个别化,英美许多法官认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人再犯罪,这就要求针对个人情况确定具体量刑,顾及个别化,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又要顾及量刑均衡,满足公众的公平感。

    (三)保证“不自由”的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任何法典都不可能把极为复杂的社会犯罪现象罗列详尽,任何立法者都不能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切犯罪,制定出以不变应万变的全能法典。“人情万变,断非科条数百所能赅载者”。自由裁量权固然要规范,但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规则在绝对意义上都是不确定的,立法语言的开放性决定了量刑活动不可能成为一种按图索骥的机械活动。在遇到法律没有涉及或者以模糊性标准描述的行为时,这就必须要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官运用其智慧和认识上的主观能动力,在模糊的认知领域探索寻求相对确定性的过程,尊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确保司法独立,可以提高法官办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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